敦煌历史(甘肃旅游之敦煌历史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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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历史(甘肃旅游之敦煌历史文化变迁)

中华民族幅员辽阔,历史发展极不平衡,河西走廊被西汉开拓为丝绸之路的通道之后,河西五郡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方史,主要表现在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相对较长时间的安定。敦煌在河西五郡的最西端,相对安定更加安定长久。

甘肃旅游之敦煌历史文化变迁

河西也叫凉州,凉就是天气凉。更早的时候这里叫雍州,即“禹贡九州”中的雍州。

河西走廊没有被汉武帝打通之前,在敦煌月氏人居住时期,月氏人性情随和温润,和原来属于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和汉人,以及白姓的龟兹人,还有罗姓的吐火罗人通婚,当地文化面貌呈现出汉-粟特-佛教的混合特征大家经商和放牧为主,为东西来往的客人提供餐饮住宿服务。敦煌汉武帝之前主要居民介绍一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栗特人和突厥人。

甘肃旅游之敦煌历史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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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后裔保持了昭武九姓,在姓名上呈现出胡汉混杂的特征,其中既有安胡胡,安黑奴,安满奴,安朝朝,曹进进等典型的描述长相,或者具有拟声性质的胡人姓名,也有一些担任军官和行政官员,迎娶了结合汉文化和粟特文化双重寓意名字的粟特人,比如安文信,康通信,康使君等等。粟特民族是伊朗语族之一。安禄山的父亲就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

粟特民族后来逐渐和波斯人、突厥人融合,形成今天的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人的祖先。粟特人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础上,粟特人的正妻多为同族联姻,如康阿义屈达干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继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为粟特姓氏,但也有异族通婚者,如安禄山生父本姓康,养父姓安,母为突厥阿史德氏,亦属异族豪宗大姓。正妻地位很高,可以与丈夫并坐胡床见客,法律上不但允许夫休妻,而且允许妻弃夫,拥有再嫁的权利。由于粟特人多去远地经商,其性生活不可能为一夫一妻制束缚得很紧。因此,还另有侍妾、姘头,这些次妻皆为外族,有的还具奴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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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属剪发型民族。按波斯发型为剪发齐 项,粟特人大约也是如此,《康国传》记其女子盘髻,然品治肯特壁画中少女发型则为梳五辫,左右各二,脑后一,则妇人的盘髻也是由辫子盘梳而成且面蒙黑巾。

粟特人一般穿白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21记曰:“西域俗人 皆著白色衣”,玄奘亦曰“吉乃素服,凶则皂衣。”黑色乃丧服的颜色,忌服用。由于粟特人重商逐利,不存在服色等级的差别,其余花色亦各凭所好,所谓“素衣”,未必是全白,而是多夹用绿花,一般戴尖顶虚帽,大约是古塞人遗俗,有的帽子还有前檐;曰卷檐虚帽,便于遮阳远视,宜于长途旅行。

粟特人以麦面和羊肉为主食,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胡食 者,即铧锣、烧饼、胡饼、搭纳等事。”铧锣,即油焖大米饭,今名抓饭,是一种大米加羊肉、葡萄干混合制成的油焖饭。如今的抓饭必 须放胡萝、和洋葱,其时洋葱已栽培,但胡萝卜、尚未传来,与今抓饭略有不同。

烧饼即今日维吾尔族食用的馕。胡饼则上加胡麻,反似今日的北京烧饼。元耶律楚材至河中还吃到鸡舌宴,可知粟特人已知养鸡以供食用。葡萄酒是常备的佐餐饮料,盛在一种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罗中,以金、银、铜等各种不同质料制成,岑参诗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罗”之语,所指就是这种酒器。

再说说匈奴人,匈奴歌谣云:“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是公元前122年,霍去病两次远征匈奴,匈奴部众失去河西走廊后发出的哀叹歌谣。其实,对匈奴而言,失去河西走廊后,不仅失去了养马基地,更失去了匈奴的军工生产中心,匈奴的金属加工冶炼基地。匈奴这个昔日北方彪悍的民族,曾经在马背上叱咤风云,盛极一时。但最后它不但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就连令欧洲闻风丧胆制造出匈奴神话的西迁一支,也在泱泱的历史长河中消逝得无影无踪。

  匈奴是和汉族发生关系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据《史记》记载:尧时匈奴的名字叫“獯粥”,周朝时叫“猃狁”。后世也称匈奴为“戎狄”,散居在黄河流域,与汉族杂居。后来秦、赵、燕三国修筑长城以拒之,这些部族为生存发展,只能散居溪谷,或追逐水草而生,发展缓慢。由此可见,匈奴在其成长之初是始终遭受汉族排斥的。

国家之间总是有各样的矛盾,要不是西边匈奴经常南下河西走廊,匈奴不断的突破长城侵扰中原,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问题,恐怕也不会想起打通这条河西走廊的。冒顿单于时期是匈奴最为辉煌的时期,他骁勇善战、带兵有方,逐渐统一了散落各部,又兼并了周边小国,开始了和汉朝近200年的征战,致使汉初的君王不得不以和亲政策来改善汉匈之间的关系。他又利用秦汉鼎革之际,在公元前201年入侵太原。汉高祖奔赴太原,驱赶匈奴,却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后经谈判方得解围,协议中,汉高祖对匈奴做出让步,把一位中国公主或宫女嫁给单于为妻,这是匈奴对中国取得的第一次军事胜利。

公元前177年,冒顿彻底征服了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冒顿之子,继承者老上单于把大月氏人驱逐出河西走廊,迫使他们向西迁徙。公元1世纪左右,西迁的大月氏人统一了各部落,建立了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贵霜王朝,其疆域从阿富汗扩张到了北印度的旁遮普。

 汉朝骨子里仍是排斥匈奴的。等到汉朝国力渐强,汉武帝即位后,立刻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匈奴赶回漠北。他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想联络大月氏一同对付匈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历时20年,遍历西域的大月氏、大宛、康居、乌孙诸国,虽然未能说服西域国家对匈奴一起围攻用兵,但对中国和中亚的联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公元前129年开始,汉武帝以一国之力,力排众议,开始了对匈奴的持续用兵。公元前121年,少年英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万骑兵把匈奴从离今凉州、甘州和瓜州不远的甘肃部分地区赶走,并完成了占领。公元前119年,汉朝大军对匈奴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卫青和霍去病横穿戈壁,深入匈奴帝国的中心。卫青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匈奴人溃逃,消灭或俘虏两万人。霍去病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远征,深入漠北2000里,一直到达鄂尔浑河上游,取得辉煌战果。此次战役,让匈奴在整个西汉时期再也没有对长城脚下和漠南地区产生过威胁,这次作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北方蛮族最成功的一次反击作战。自此匈奴人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完全控制,一首《匈奴歌》的传唱正是抒发了匈奴人失去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的痛惜之情。匈奴,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惧怕的强悍的北方民族,一个也让初期的大汉王朝“谈匈奴而色变、窥胡马而远遁”的民族,永远的消失了。但匈奴健儿呼啸突奔的身影,在河西走廊的历史长河中,永远也无法抹去;匈奴百姓从河西走廊一步步迁移时所哀唱的那首歌谣永远的回荡在世界历史的天空,引起举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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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此后,汉武帝着手在甘肃建立了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四个军郡。

《水经注》有一条材料记载,西汉时期按“五行说”以此地属金,土地寒凉,就把雍州改为了凉州。虽然这个地方天气很凉,但是这个地方对整个中国古代史来说,其实一直是一个很有“热度”的地方。在河西走廊很多地方都出土过汉代简牍,并且多数都是在烽燧遗址发现的。如武威地区出土过著名的“仪礼简”,记载了关于古代人的仪礼,还有王杖简,曾引起史学界极大关注。这些汉简中留下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不仅有关河西走廊,有关中原王朝,还有西域各国通使的记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两汉时期西北历史的认识。

在河西这个民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上,汉族以及东方来的党项族、满族等,北方蒙古高原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来的羌、吐谷浑、吐蕃等族,西方来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哈萨克族等,以及从这里西出的乌孙、月氏等族,东去的沙陀等族都曾同台或轮番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民族走廊”这一概念,位处丝路主干道的河西走廊正是我国一条路线最长、历时最久、规模最宏大、文化积淀最丰厚的民族走廊。河西走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甘肃旅游之敦煌历史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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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始,河西走廊,逶迤千里,与中原内地一脉相连,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西晋乱亡之后,中原世家大量南迁,但也有一部分迁到河西走廊,因为河西走廊比较偏远,相对安全一些,这极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社会文化发展。

史家陈寅恪先生在研究中指出,隋唐渊源的一支即是来源于五凉文化的影响,“隋唐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魏、齐,二曰梁、陈,三曰魏、周……魏、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第一次敦煌文化输出:前秦灭前凉,把前凉的世家大族迁到了长安,带来了人口,也带来了文化。后秦灭后凉也是如此,也迁徙了很多后凉上层贵族到长安,这是第一次敦煌文化输出,主要是三点:保家安邦尚武英雄主义精神输出,宗祠制和世家大族风尚输出,佛教信仰输出。《隋书》中就记载,把一些礼乐制度也迁到了长安。北魏灭北凉之后,全盘继承了五凉时期的文化成果。大量河西人内迁,约三万户,共十几万人,这对北魏的发展影响非常巨大。有许多著名学者都在北魏政坛中担任要职,在孝文帝改革的时候更直接参与到礼仪制度制定中去。

从西汉的赤眉和铜马(公元22-24年)、东汉的黄巾军(公元184-192年)、西晋的十六国分裂(公元301-349年)及隋末的瓦岗军起义(公元616-618年),河西五郡都有世家大族割据势力扼黄河自保,没有受到战争的大破坏,使河西的经济、文化得以保存延续。

早自西汉张骞“凿空”不久,粟特等中亚﹑西亚民族就大量涌入河西,及至唐五代时期达到高潮,粟特等民族胡文化亦随之传入,遂为河西当地的社会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营养,使这里的文化面貌呈现出新气象。如当时敦煌辖有13乡,其中从化乡为粟特人的聚居之区,散居他乡的胡人亦不少,敦煌当地的民风习俗诸如赛祆﹑婚丧﹑服饰﹑饮食﹑乐舞﹑体育等,无不受其浸染。又如隋唐时期的九部乐中,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都是经由河西传入中原而盛行于宫廷的。至于西域百戏、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也是在河西流行并风靡于内地的。

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煌,盛也。”有些学者不解其意,认为敦煌是一个小地方,人口不多(汉唐时期敦煌绿洲人口不超过2万),又地处偏远,何以言大,何以言盛?早在唐代著名舆地学家李吉甫就解释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意思是说由于敦煌在开辟西域方面的重大意义,所以才赋予了它这样一个具有盛大含义的名字。《汉书·西域传》记,两汉时期出敦煌玉门关、阳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曹魏时增至三道。《后汉书·郡国志》引《耆旧志》云:敦煌“国当乾位,地列艮虚……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敦煌发展成了华夏民族与西方各民族交往的国际都会。隋唐时期通往西域道路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公元764年以后唐朝与吐蕃王朝争夺河西与西域,才使河西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吐蕃王朝于公元764年攻下凉州以后,甘州、肃州、瓜州依次陷落,大概在公元770年之际战火已燃近敦煌,人民群众与守军坚持抵抗长达11年之久,最后吐蕃赞普准许,不徙民出境,结盟言和,接受吐蕃王朝统治达67年之久(公元781-848年),使敦煌成为河西四郡惟一保存下来的一个汉族农业聚居区;到公元848年吐蕃王朝衰微,能使西域与河西千里疆域归唐的,正是全赖敦煌这数万聚居未散的唐人与回鹘、吐浑等民众及其领袖张议潮。以后唐朝就以敦煌为中心建立了归义军节度使,历经晚唐、五代、北宋三朝,直到公元 1036年,西夏统一河西时为止。

甘肃最早的名称并不是来源于中原王朝,而是来源于西夏。当年西夏的国主李元昊占领了河西走廊的瓜沙肃甘诸州,在此建立了甘肃军司,于是甘肃这个名称才第一次见于记载。

唐朝武则天打击河西世家大族之后,河西走廊世家大族南迁的南迁,被害的被害,敦煌慢慢失去力量和信仰,唐朝中后期,敦煌先后被回纥、契丹以及党项控制,但是,一直受到各方恩惠,社会经济没有受到破坏,但是,原来简单朴素单纯高尚的基因被破坏了,尤其是武则天从中原移民十三万,商业发达了,但是,百姓成份发生巨大变化,不再是戍边的卫士和被贬的儒生构成的敦煌,太多的乌合之众让原本净土的敦煌走向世俗化,商业化。的确,市井一派繁荣景象,但是这些经过农业文明影响乌合之众,宋代的国力虽然强了,但失去了原先游牧时期的那种有、有力量的彪悍作风。

甘肃旅游之敦煌历史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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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之时曾经有一次著名的“熙河开边”,其主要目的就是彻底解决西夏问题,王韶到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先后收复了收复熙、河、洮、岷、迭、宕等州,让北宋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但是这些领土都集中在河湟地区,远远没有完全收复河西走廊——收复河西走廊就得消灭西夏,可是北宋经济很强大,军事无实力啊!王安石下台之后开边之事就暂停了,五十多年之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同时也永远失去了对河西地区的控制。

甘肃旅游之敦煌历史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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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人崛起之后敦煌彻底乱了,民风败坏,杀人放火,盗贼泛滥,人心防煌。党项人在臣服与背叛之间反复无常,而李元昊称帝之后,宋朝政府再也没有资本对他们发号施令了,甚至每年也给西夏一定数量的岁币。敦煌彻底没落,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了发展理想和信念,没有了可歌可泣的故事,当然,宋代的敦煌壁画更艳丽了,更注重艺术了,但在正能量分享上,完全不值得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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